本文转自：羊城晚报红和古
□罗丽红和古
小剧场越剧《春花暮成雪》以民国新旧交替为背景，用与“大先生”有关的三个女性的悲剧人生，撕开封建礼教包裹的扭曲观念。剧中无处不在的物化女性、婚姻枷锁与精神奴役，不仅酿成个体的悲剧，更折射出旧时代思想体系对人性的扼杀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。整部作品古典韵味与当代审美碰撞，既延续了传统艺术的精髓，又融入当下的人文思考与创新表达。
婚姻沦为交易与馈赠，是剧中最刺眼的观念扭曲。媳妇自始至终被视为母亲送给大先生的礼物，这场由长辈包办的婚姻，没有爱情基础，没有个体意愿，只有责任与名分的捆绑。大先生被迫归国成婚，媳妇被动接受命运红和古，两人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物化已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认知，媳妇从未质疑自己礼物的身份，反而将一生寄托于被先生接纳的幻想中，把个人价值完全依附于男性的认可，彻底丧失了自我主体性。
舞台左侧的整面墙，化作一方光影的画布。媳妇独坐窗下的身影被清晰投射，轮廓孤寂得令人心疼。那抹剪影里，藏着道不尽的无奈。媳妇从少女到暮年，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待一个心不在此的人，每日重复着唤起床、备饭菜的机械流程，甚至渴望生病以换取片刻关怀。这种将忍耐与等待奉为高尚的观念，本质上是对女性生命活力的剥夺。
三把黑白相间的椅子，自始至终静立在舞台之上，成为视觉焦点。它们或许是是非曲直的隐喻，在黑与白的碰撞中，道尽世事的复杂难辨；又或许是新旧时代的象征，沉默地见证着两个时代的交锋与交融，余味悠长。剧中母亲临终前的悔恨，媳妇暮年时发出呐喊，道尽了扭曲观念的害人本质。这些观念将女性异化为礼物、遗物，将婚姻异化为枷锁，将等待异化为美德，最终让鲜活的生命在礼教的框架里慢慢枯萎。
与传统越剧聚焦才子佳人的生旦叙事不同，《春花暮成雪》更像是一部细腻深刻的心理剧。不得不提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三位演员的精彩演绎，褪去了传统戏曲中扇子、水袖等表演道具的加持，通过唱腔、身段与细节刻画剖析人物内核、深度代入角色心境，让最终的表演满含真实质感与动人力量，将角色的内心世界精准传递。
陈辉玲饰演的媳妇是全剧的核心，从少女的娇羞期盼到中年的隐忍落寞，再到暮年的绝望苍凉，通过步态、眼神与唱腔的递进完成蜕变。暮年时，她身形佝偻，台步蹒跚，那句“我也是先生的遗物”的呐喊，以沙哑却饱含爆发力的唱腔，将一生的委屈与不甘推向顶点。没有水袖等传统道具的辅助，她全凭面部表情与肢体张力，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外化，精准呈现了旧物般的卑微与坚韧。
洪瑛塑造的母亲显得立体而复杂，打破了封建家长的扁平化形象。她的表演克制而有力量，说话时语速平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将母亲对礼教的坚守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当提及“母病危，速归”的谎言时，她眼神闪烁，语气中藏着愧疚与无奈；面对媳妇的迷茫，她的劝解既有长辈的强势，又有过来人的隐痛。洪瑛通过细微的语气转折与肢体动作，如垂首时的迟疑、抬手时的坚定，让这个角色既可恨又可悲，凸显了封建观念对维护者自身的束缚。
朱丹萍饰演的女学生则充满生命力，与媳妇形成鲜明对比。她的台步大而洒脱，动作利落爽快，眼神明亮坚定，完美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果敢。与媳妇对话时，她的唱腔清亮明快红和古，带着思想碰撞的锋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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